2005年5月31日，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因涉嫌收受贿赂，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此前，县城就传遍了“邓善红包养11个情妇”的消息。经记者调查，邓善红的确包养过6个情妇，并分别为4个情妇出资建造各住的楼房，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。（《海南特区报》7月13日）

    一名县级城监大队长，恐怕连称作“贪官”的资格都够不着吧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只配斥为“污吏”的邓善红，却过上了“情妇一个班，子女一大串，吃喝花销外，再赠一幢楼”的幸福日子。如果不是在谋取私利时把手中操控的权力运用到极致，恐怕邓善红也难以维持如此“有声有色”的生活。在瞠目之余人们不禁要问，这种荒唐行径延续时间长达十余年，为何有关部门却一直感觉迟钝，毫无觉察，直至其“东窗事发”？为什么不在民间相关传言甚嚣尘上之时，就高度重视，果断介入，及时查处和教育，而坐视其在腐败之路上越走越远，酿成恶果呢？

    事实上，无论是整肃类似邓善红之流权钱交易的基层污吏，还是查处诸如王怀忠、韩桂芝之类位高权重的腐败高官，其腐败堕落的种种现象绝大多数早于事发之前就已在坊间流言四起，议论纷纷。从传统的做法看，如果没有收到相关群众的“举报信函”，即便这类涉及官员廉洁与否的民间传言如何红火，组织、纪检等部门一般也不会主动介入。在他们看来，民间传言一时难辨真伪，如果凭此展开调查，容易落下捕风捉影的口实。这样做，固然很难从程序加以指责，但因之坐失及早发现腐败官员的良机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久而久之，难免会“嗅觉失灵，眼力不明”。

    俗话说得好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一个官员，是否真正做到“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”，不光听其言，更要观其行。许多腐败分子非常善于乔装打扮，着力于塑造一副廉洁、正直的光辉形象，但在其违法乱纪、疯狂敛财之际，总会留下不少蛛丝马迹。无论是官商勾结“傍大款”，还是纵容默许子女经商，甚至金屋藏娇，作风靡烂，领导干部的行为是否端正，都很难逃脱群众监督的目光。尽管由于信息不对称，或者出于对手拥重权的官员的顾忌，很难像专职调查机构一样做到全面了解，事实确凿，但人们总能敏锐地判别干部是否廉洁、正派。因此，民间传言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于事实，但绝不会是空穴来风，其背后蕴藏的“民间故事”，客观上为组织部门了解官员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，提供了许多官员腐败线索。

    反腐肃贪，及时清除不法分子，需要全社会的参与。鼓励和倡导公众在据实举报当然十分重要，但在腐败分子曝光之前往往掌控强权，囿于自身利益的保护，指望群众广泛参与显然并不现实。然而，在一些非正式场合，总能听到人们义愤的指斥，足以表达民声。应该说，流言纷纷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的评判和民意的诉求，其价值并不亚于实名举报。有关部门不妨注意倾听民声，将“民间传言”看作贪官的举报信，善于从中挖掘其中所传递的贪官腐败信息和线索，主动介入，认真调查，使腐败分子大白于阳光之下，无处循身。

    邓善红之女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：“父亲在外的行为就是整个临高县知道，自己的家人也不会知道，因为没有人会告诉她们这些。”如果对民间传言抱着本能的不信任心理和怀疑意识，当贪官马脚频现，民间传言纷纷时，有关部门却依然无从知晓，直到东窗事发才成为最后觉察的一个，那恐怕才是最悲哀的事了。